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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淮海战役持续时间有多久照片

2020/03/30 来源:汕头信息港

导读

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战略家。他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善于从长远动身,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科学预感;他也善于从全局动身,进行战

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战略家。他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善于从长远动身,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科学预感;他也善于从全局动身,进行战略部署,绝不因小失大;他还善于掌控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及时调剂外交战略,最大程度地为中华民族赢得利益。

着眼长远的科学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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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甚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这可谓对毛泽东战略思维的最好注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一时处于低潮,而反革命气力却异常强大。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用各种手段残暴弹压革命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倒在了血泊当中。

中国共产党人不甘于束手待毙,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斗争。但是反革命的气力异常强大,红军在强敌的“围歼”之下处于危险地步。面对这类敌强我弱的严峻局面,时任红4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和党内其他一些同志对红军的前程感到悲观失望,发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情势,从长远动身,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做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1科学预感。1930年1月5日,他写了给林彪的回信,就是以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信中,毛泽东除对右倾悲观思想做了批评外,更多的是阐发关于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村根据地增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毛泽东写道:“他们这类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大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类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取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认清了这一点,“就会明白相应于全球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时间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外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和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之外无此怪事)”。他强调指出,红军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苏维埃“无疑义的它是增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在信的最后,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豪情描绘了一幅令人鼓舞的前景,目的是勉励林彪及其他一些红军指战员振作精神,克服悲观心理,激起他们对在农村创造大片红色割据局面的热忱,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眺望海中已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历史已证明,中国革命的成功,正是走了毛泽东所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如果没有毛泽东这类科学预感,就不能回答当时广大党员心中的疑惑,就不会有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四次反“围歼”的成功,也不可能使中国革命在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条件下成功发展。杨尚昆在《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书中说道:“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什么?中国革命用甚么方法才能获得成功?长期以来,我们党包括中央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是毛泽东首先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常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说,是毛泽东以其深邃的历史眼光顺应了历史潮流。抗战时期,美军驻延安的视察组成员谢伟思曾提出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何毛主席能够成功地战胜他的众多对手而成为公认的领袖?”通过接触和深入的了解,他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他眼光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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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武力,中华民族能不能抵挡住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犯,将敌人赶出国门,这在当时引起了人们的疑虑。“亡国论”和“速胜论”很是流行。国民党亲日派到处扬言“亡国论”,说什么“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而共产党和革命阵营内部的盲目乐观派则低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宣传“速胜论”,乃至认为“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以解决”。为了揭穿“亡国论”与“速胜论”的毛病,指点抗日战争获得成功,毛泽东在抗战早期撰写了军事名篇《论持久战》。毛泽东通过考察、分析、比较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持久战”的思想,并描绘出抗日战争战略由防御到相持最后到反攻三个阶段的蓝图,坚定了中国人民克服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和信心。1945年9月2日,在日本投降正式签订投降书的当天,美国的一家报纸发表了这样的文章《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文章说,在预测中国会产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毛泽东永远都是正确的;毛泽东的科学预感就像总设计师似的准确,而抗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也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的审时度势、高瞻远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随着重庆谈判的进行,中国一度出现了和平局面。但是自恃具有美国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蒋介石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很快发动了内战。当时蒋介石的兵力,包括陆军的正规军、非正规军,海军、空军、特种部队和后方机关、军事院校,总数达430万人;而中国共产党方面,只有61万的正规军、66万的地方部队和后方机关人员,总数127万,双方兵力比较悬殊。

蒋介石对发动这场大规模的战争充满了自信。1946年6月,他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部队的长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特种兵和空军、海军,而共产党没有这些兵种。”他还提出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宣称“由于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而他们匪军则是绝对没有的”,因此“我们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战争是敌对双方实力的比赛。面对国共双方这样差异的气力对比,中国人民解放军能不能克服蒋介石军队的大规模进攻?这是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首先需要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作出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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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科学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揭穿了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虚弱本质。他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得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1946年8月6日下午3时,雨后初晴的延安空气格外清新。在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斯特朗见到了毛泽东。看到客人来了,毛泽东走出窑洞,来到院子里欢迎。为了表示对客人的礼貌,他那天特地穿了一件稍好的蓝布衣服。他们一起坐在窑洞门前苹果树下的一张石桌旁,娓娓而谈。

毛泽东回答了斯特朗提出的很多问题。他谈话的中心点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罗列了俄国沙皇、德国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来说明这些反动气力从表面看是强大的、可怕的,但从长远的观点看,从本质看,“真正强大的气力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当斯特朗十分担心肠问毛泽东对美国使用原子弹的看法时,毛泽东开朗地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1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其实不可怕。”原子弹固然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最后又谈到蒋介石发动这场大规模内战的前景。他十分坚定地告知斯特朗:“拿中国的情形来讲,我们所依托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眼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成功。这缘由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的论断,1提出来,立刻传遍国内外,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气力。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毛泽东这种预见是多么正确。1960年,斯特朗在《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谛》这篇文章中,怀着深厚的感情回忆起这次谈话。文章说:“毛主席十四年前在延安时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现在这已成为有历史意义的历史名言了。”“毛主席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的一生,就是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面对现实、回顾历史、预感未来的一生。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着眼长远,都对革命和建设的未来发展趋势和前景做出过科学预感。这些科学预见,作为行动的先导,一次又一次使中国人民看清了前进的方向。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最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胸怀全局的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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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思维要求着眼大局、胸怀全局,不能只盯着局部,只有这样才能够不因小失大。毛泽东也曾说:“没有全局在胸,是投不下一着好棋的。”在井冈山时期,在黄洋界的荷树下,原来有一块小草坪,每当毛泽东和战士们挑着食粮从宁冈登上黄洋界在草坪上歇脚的时候,战士们总是喜欢围坐在毛泽东的身旁听他讲革命道理。有一次,他问战士,站在荷树下能看多远。有的战士回答说:“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江西。”有的说:“还可以看到湖南。”毛泽东接着大家的话说:“对,我们革命者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站在井冈山,不仅要看到江西、湖南,还要看到全中国、全球。”毛泽东的开阔胸怀、全局视角、战略思维溢于言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曾一度对和平比较乐观。但是形势的发展促使中共很快就把注意力转到了准备对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上来。在这个进程当中,毛泽东对经营东北分外重视。由于东北地区东、北、西三面同朝鲜、苏联、蒙古接壤;南面,陆上同华北地区衔接,海上隔渤海同山东半岛相望,人口3000余万人,资源丰富,重工业比较发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就曾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程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不要以为很巩固了。为何不巩固呢?我们的根据地,现在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打成一片。

但是抗战时期,由于遭到条件的限制,中共中央并没有派遣更多的部队进入东北。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就近组织部队挺进辽宁,配合苏联红军作战。中共中央还决定由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林枫带领千余干部先行进入东北,抓紧时间开展工作;命令原属东北军的山东军区万毅支队等向热河急进,待查明情况后准备进入东北。1945年8月23、26日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都谈到了东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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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在同毛泽东以及同在重庆的周恩来研究后,制定了以发展东北和热察两省为中心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立即决定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大批主力部队昼夜兼程,进入东北。毛泽东对东北部队的调动情况和干部的情况十分关注。他屡次起草报告和指导,对进占东北做出战略部署。毛泽东明确指出,只要我们党的干部和部队到了东北,发动大众,依托大众展开斗争,就能站稳脚跟,逐渐把根据地建立起来。为了争取时间,方便赶路,乃至可以丢下武器,只要人到了东北,就会有武器的。同时,他还详尽指示了各部队的具体路线、行动方针等,要求各部队以最快的速度争取和控制东北。在毛泽东的具体部署下,各路部队或乘船渡海、或轻装徒步,日夜兼程、不远万里,陆续到达东北的战役部队有11万人、干部2万人;7大选出来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20人进入东北。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全力争取东北以奠定中国革命成功基础的极大战略决心。

由于过度劳累,毛泽东病倒了。12月28日,病休中的毛泽东依然不放心东北,抱病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导,明确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东北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情况下,这类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而在靠近国民党占领区的游击区内,“应当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指示》强调,适应东北的实际情况,必须在工作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全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大众,建立根据地”,必须“将正规军的相当一部分,分担到各军分区,从事发动大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毛泽东的这个指导极富远见,明确了东北工作的方向,对往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从全局动身做出的战略部署,使得八路军、新四军在国民党军队没有进入东北前,已经在东北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45年10月,这些部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合编,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7日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乘苏军从中长铁路撤军而国民党军队还滞留在西满的有利时机,在1946年3月中旬占据了四平,4月中下旬前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至此,中长铁路的开原以北段已全部处在东北民主联军的控制下,构成了背靠北满、依靠内线迎击大举北上的国民党军队的有利战略态势。

共产党的10多万部队和2万干部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东北,从苏军手中获得了一定的重要战略物资,更重要的是抢占了进入东北的先机。虽然随后赶到的国民党军队由于实力优势把东北民主联军挤出了沈阳、长春等大城市,甚至在内战全面爆发后一度把解放军逼到了松花江以北,但中共终究还是站稳了脚根。民主联军在控制的广大农村进行了土改,喜气洋洋的农民分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取得土地的农民积极从军,保卫胜利果实。抢占东北的成功,为与国民党大决战的第一战役--辽沈战役的成功,乃至全国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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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被誉为“革命圣地”。清清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吸引着无数热血青年和爱国民主人士,但是也成了蒋介石团体的眼中钉、肉中刺。解放战争进行到1947年,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转入战略进攻之际,蒋介石发了狠心,严厉要求一定要对“匪军老巢”延安实行“犁庭扫穴,切实占据”。

国民党军队用来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总兵力共34个旅25万人。由胡宗南直辖的15个旅由宜川、洛川向北推动,担负主要突击任务;以马步芳、马鸿逵、邓宝珊部辅助突击,企图一举攻占延安,摧毁中共中央,或逼迫中共中央东渡黄河,再在华北同人民解放军进行决战。

当时在陕北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设备上与进攻的国民党军队相比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当时在陕北的人民解放军只有正规军一个纵队,下辖两个旅,还有两个旅,总共兵力约3万人,武器装备也没法和敌人相比,一时延安面临的情势十分严峻。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该怎么办?经过对情势的分析,毛泽东坚定认为,蒋介石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的时候,下这么大力气来占据延安,自以为得计,实际上完全无损人民战争胜利的大局,并不能挽救其走向灭亡的命运。但是同时应当看到,此次进攻延安,蒋介石是下了赌注的,不但投入了自己的大量嫡系部队,还在西安集中了近100架飞机,这些飞机占到了国民党空军的3/5。而我陕甘宁边区,不管在人数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和敌人相差甚大。经过认真研究,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放弃延安,全部撤出,留下一座空城。

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感到苏联已成为美国最强有力的竞争者。于是,急迫地想通过改良同中国的关系以增强美国对苏联的力量,进而维持全球均势,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毛泽东作为一个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固然注意到美方所作出的姿态,在经过慎重斟酌以后,毛泽东不失时机地作出恰如其分的反应。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引人注目地在天安门城楼上会面了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第二天会面的照片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类事情的发生固然不是偶然的。同年12月18日,毛泽东再次会面斯诺,向斯诺泄漏了欢迎尼克松来华的意思。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翌年2月尼克松亲访中国,并在上海签订了《联合公报》。中美关系的逐步恢复,不仅使双方放弃了敌对立场,而且为两国联合抗苏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毛泽东敏锐观察到国际局势产生的变化: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已产生变化,由于美国的削弱和与中国关系的改良,中美矛盾已从主要矛盾降到次要矛盾;而苏联的扩张和武装挑衅,则使它与中国的矛盾激化,由次要矛盾升为主要矛盾。为此,毛泽东改变了20世纪60年代“反帝、反修”而主要是“反帝”的国际战略,适时地提出联美遏苏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外交战略。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基辛格博士时,提出“一条线”的思想。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面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提出“一大片”的思想。所谓“一条线”是指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都在这条线上;“一大片”是指这条线周围的所有的国家。“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思想是毛泽东新的外交战略,其主旨就是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中的所有国家,即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气力,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这是毛泽东根据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苏战略态势和中、美、苏三国关系的变化所作出的新的国际战略决定。

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是依照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展开外交工作的。中国的外交实践表明,毛泽东制定的各个时期的外交战略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总的来说是顺应国际形势及世界格局变化的,也符合国内政策的需要。

毛泽东要放弃延安?为何要放弃延安?这是当时延安的许多军民都想不通的,从感情上不能接受。当时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就想不通。他回想说:“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王家坪去见毛主席。”“我忧心忡忡地问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样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想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主席点燃了一支烟,转过来微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当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据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成功了。但实际上只要他1占据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致全球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1占据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球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不是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他人在想什么,怎样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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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老乡更是想不通,毛泽东用更加通俗的语言耐心做他们的工作。“比如有一个人,背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尽是金银财宝,碰见了个拦路打劫的匪徒,要抢他的财宝。这个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不会打赢,要是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就丢了。反过来,如果他把包袱1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和匪徒对拼,不但能把匪徒打退,还可能把匪徒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战略家。他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善于从长远动身,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科学预见;他也善于从全局出发,进行战略部署,绝不因小失大;他还善于掌控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及时调整外交战略,最大程度地为中华民族赢得利益。

着眼长远的科学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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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甚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这可谓对毛泽东战略思维的最好注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一时处于低潮,而反革命气力却异常强大。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用各种手段残酷弹压革命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不计其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倒在了血泊当中。

中国共产党人不甘于束手待毙,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斗争。但是反革命的气力异常强大,红军在强敌的“围歼”之下处于危险地步。面对这种敌强我弱的严峻局面,时任红4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以及党内其他一些同志对红军的前程感到悲观失望,发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情势,从长远动身,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做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1科学预见。1930年1月5日,他写了给林彪的回信,就是以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信中,毛泽东除对右倾悲观思想做了批评外,更多的是阐发关于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村根据地增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毛泽东写道:“他们这类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大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类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取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认清了这一点,“就会明白相应于全球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时间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外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和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之外无此怪事)”。他强调指出,红军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苏维埃“无疑义的它是增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在信的最后,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豪情描绘了1幅令人鼓舞的前景,目的是勉励林彪及其他一些红军指战员振作精神,克服悲观心理,激起他们对于在农村创造大片红色割据局面的热忱,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眺望海中已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1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历史已证明,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走了毛泽东所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如果没有毛泽东这类科学预感,就不能回答当时广大党员心中的疑惑,就不会有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四次反“围歼”的成功,也不可能使中国革命在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条件下成功发展。杨尚昆在《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书中说道:“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什么?中国革命用甚么方法才能取得成功?长期以来,我们党包括中央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是毛泽东首先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常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说,是毛泽东以其深邃的历史眼光顺应了历史潮流。抗战时期,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曾提出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何毛主席能够成功地克服他的众多对手而成为公认的领袖?”通过接触和深入的了解,他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他眼光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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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武力,中华民族能不能抵挡住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犯,将敌人赶出国门,这在当时引发了人们的疑虑。“亡国论”和“速胜论”颇为流行。国民党亲日派到处扬言“亡国论”,说甚么“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而共产党和革命阵营内部的盲目乐观派则低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宣传“速胜论”,乃至认为“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以解决”。为了揭穿“亡国论”与“速胜论”的错误,指点抗日战争获得成功,毛泽东在抗战早期撰写了军事名篇《论持久战》。毛泽东通过考察、分析、比较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持久战”的思想,并描绘出抗日战争战略由防御到相持最后到反攻三个阶段的蓝图,坚定了中国人民克服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和信心。1945年9月2日,在日本投降正式签订投降书的当天,美国的一家报纸发表了这样的文章《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文章说,在预测中国会产生甚么事情的时候,毛泽东永远都是正确的;毛泽东的科学预感就像总设计师似的准确,而抗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也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的审时度势、高瞻远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随着重庆谈判的进行,中国一度出现了和平局面。但是自恃具有美国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蒋介石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很快发动了内战。当时蒋介石的兵力,包括陆军的正规军、非正规军,海军、空军、特种部队以及后方机关、军事院校,总数达430万人;而中国共产党方面,只有61万的正规军、66万的地方部队和后方机关人员,总数127万,双方兵力比较悬殊。

蒋介石对发动这场大规模的战争充满了自信。1946年6月,他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部队的长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特种兵和空军、海军,而共产党没有这些兵种。”他还提出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宣称“由于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而他们匪军则是绝对没有的”,因此“我们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战争是敌对双方实力的竞赛。面对国共双方这样悬殊的气力对比,中国人民解放军能不能战胜蒋介石军队的大规模进攻?这是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首先需要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作出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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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科学分析了当时的情势,揭穿了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虚弱本质。他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得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1946年8月6日下午3时,雨后初晴的延安空气格外清新。在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斯特朗见到了毛泽东。看到客人来了,毛泽东走出窑洞,来到院子里欢迎。为了表示对客人的礼貌,他那天特地穿了一件稍好的蓝布衣服。他们一起坐在窑洞门前苹果树下的一张石桌旁,娓娓而谈。

毛泽东回答了斯特朗提出的很多问题。他谈话的中心点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罗列了俄国沙皇、德国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来说明这些反动气力从表面看是强大的、可怕的,但从长远的观点看,从本质看,“真正强大的气力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当斯特朗十分担心肠问毛泽东对美国使用原子弹的看法时,毛泽东开朗地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1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其实不可怕。”原子弹固然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最后又谈到蒋介石发动这场大规模内战的前景。他十分坚定地告诉斯特朗:“拿中国的情形来讲,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遭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成功。这缘由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的论断,一提出来,立刻传遍国内外,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气力。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毛泽东这类预见是多么正确。1960年,斯特朗在《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谛》这篇文章中,怀着深厚的感情回忆起这次谈话。文章说:“毛主席十四年前在延安时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现在这已成为有历史意义的历史名言了。”“毛主席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的一生,就是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面对现实、回顾历史、预见未来的一生。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着眼长远,都对革命和建设的未来发展趋势和前景做出过科学预感。这些科学预感,作为行动的先导,一次又一次使中国人民看清了前进的方向。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最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胸怀全局的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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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思维要求着眼大局、胸怀全局,不能只盯着局部,只有这样才能够不因小失大。毛泽东也曾说:“没有全局在胸,是投不下一着好棋的。”在井冈山时期,在黄洋界的荷树下,原来有一块小草坪,每当毛泽东和战士们挑着粮食从宁冈登上黄洋界在草坪上歇脚的时候,战士们总是喜欢围坐在毛泽东的身旁听他讲革命道理。有一次,他问战士,站在荷树下能看多远。有的战士回答说:“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江西。”有的说:“还可以看到湖南。”毛泽东接着大家的话说:“对,我们革命者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站在井冈山,不但要看到江西、湖南,还要看到全中国、全球。”毛泽东的开阔胸怀、全局视角、战略思维溢于言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曾经一度对和平比较乐观。但是情势的发展促使中共很快就把注意力转到了准备对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上来。在这个进程当中,毛泽东对经营东北分外重视。由于东北地区东、北、西三面同朝鲜、苏联、蒙古接壤;南面,陆上同华北地区衔接,海上隔渤海同山东半岛相望,人口3000余万人,资源丰富,重工业比较发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就曾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程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不要以为很巩固了。为何不巩固呢?我们的根据地,现在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打成一片。

但是抗战时期,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中共中央并没有派遣更多的部队进入东北。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就近组织部队挺进辽宁,配合苏联红军作战。中共中央还决定由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林枫带领千余干部先行进入东北,抓紧时间开展工作;命令原属东北军的山东军区万毅支队等向热河急进,待查明情况后准备进入东北。1945年8月23、26日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都谈到了东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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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在同毛泽东和同在重庆的周恩来研究后,制定了以发展东北和热察两省为中心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立即决定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大批主力部队昼夜兼程,进入东北。毛泽东对东北部队的调动情况和干部的情况十分关注。他屡次起草报告和指导,对进占东北做出战略部署。毛泽东明确指出,只要我们党的干部和部队到了东北,发动大众,依靠群众开展斗争,就能站稳脚根,逐渐把根据地建立起来。为了争取时间,方便赶路,乃至可以丢下武器,只要人到了东北,就会有武器的。同时,他还详实指导了各部队的具体线路、行动方针等,要求各部队以最快的速度争取和控制东北。在毛泽东的具体部署下,各路部队或乘船渡海、或轻装徒步,日夜兼程、不远万里,陆续到达东北的战役部队有11万人、干部2万人;7大选出来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20人进入东北。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全力争取东北以奠定中国革命胜利基础的极大战略决心。

由于过度劳累,毛泽东病倒了。12月28日,病休中的毛泽东依然不放心东北,抱病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导,明确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类根据地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东北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情况下,这类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而在靠近国民党占领区的游击区内,“应当做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指导》强调,适应东北的实际情况,必须在工作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全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必须“将正规军的相当一部分,分担到各军分区,从事发动大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毛泽东的这个指导极富远见,明确了东北工作的方向,对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从全局动身做出的战略部署,使得八路军、新四军在国民党军队没有进入东北前,已经在东北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45年10月,这些部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合编,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7日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乘苏军从中长铁路撤兵而国民党军队还滞留在西满的有益时机,在1946年3月中旬占据了四平,4月中下旬先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至此,中长铁路的开原以北段已全部处在东北民主联军的控制下,构成了背靠北满、依托内线迎击大举北上的国民党军队的有益战略态势。

共产党的10多万部队和2万干部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东北,从苏军手中获得了一定的重要战略物资,更重要的是抢占了进入东北的先机。虽然随后赶到的国民党军队由于实力优势把东北民主联军挤出了沈阳、长春等大城市,乃至在内战全面爆发后一度把解放军逼到了松花江以北,但中共终究还是站稳了脚根。民主联军在控制的广大农村进行了土改,喜气洋洋的农民分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取得土地的农民积极参军,保卫胜利果实。抢占东北的成功,为与国民党大决战的第一战役--辽沈战役的胜利,乃至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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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被誉为“革命圣地”。清清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吸引着无数热血青年和爱国民主人士,但是也成了蒋介石团体的眼中钉、肉中刺。解放战争进行到1947年,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将转入战略进攻之际,蒋介石发了狠心,严厉要求一定要对“匪军老巢”延安实行“直捣黄龙,切实占据”。

国民党军队用来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总兵力共34个旅25万人。由胡宗南直辖的15个旅由宜川、洛川向北推进,担负主要突击任务;以马步芳、马鸿逵、邓宝珊部辅助突击,企图一举攻占延安,摧毁中共中央,或者逼迫中共中央东渡黄河,再在华北同人民解放军进行决战。

当时在陕北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设备上与进攻的国民党军队相比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当时在陕北的人民解放军只有正规军一个纵队,下辖两个旅,还有两个旅,总共兵力约3万人,武器装备也没法和敌人相比,一时延安面临的情势十分严峻。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该怎么办?经过对情势的分析,毛泽东坚定认为,蒋介石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的时候,下这么大力气来占据延安,自以为得计,实际上完全无损人民战争胜利的大局,并不能挽救其走向灭亡的命运。但是同时应当看到,此次进攻延安,蒋介石是下了赌注的,不但投入了自己的大量嫡系部队,还在西安集中了近100架飞机,这些飞机占到了国民党空军的3/5。而我陕甘宁边区,不管在人数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和敌人相差甚大。经过认真研究,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放弃延安,全部撤出,留下1座空城。

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感到苏联已成为美国最强有力的竞争者。因而,急迫地想通过改良同中国的关系以增强美国对苏联的气力,进而保持全球均势,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毛泽东作为一个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固然注意到美方所作出的姿态,在经过慎重斟酌以后,毛泽东不失时机地作出恰如其分的反应。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引人注目地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第二天会面的照片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种事情的产生固然不是偶然的。同年12月18日,毛泽东再次会见斯诺,向斯诺透露了欢迎尼克松来华的意思。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翌年2月尼克松亲访中国,并在上海签订了《联合公报》。中美关系的逐渐恢复,不但使双方放弃了敌对立场,而且为两国联合抗苏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毛泽东敏锐观察到国际局势产生的变化: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已产生变化,由于美国的削弱和与中国关系的改良,中美矛盾已从主要矛盾降到次要矛盾;而苏联的扩大和武装挑衅,则使它与中国的矛盾激化,由次要矛盾升为主要矛盾。为此,毛泽东改变了20世纪60年代“反帝、反修”而主要是“反帝”的国际战略,适时地提出联美遏苏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外交战略。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面美国基辛格博士时,提出“一条线”的思想。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面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提出“一大片”的思想。所谓“一条线”是指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都在这条线上;“一大片”是指这条线周围的所有的国家。“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思想是毛泽东新的外交战略,其主旨就是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中的所有国家,即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气力,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这是毛泽东根据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苏战略态势和中、美、苏三国关系的变化所作出的新的国际战略决定。

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是依照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展开外交工作的。中国的外交实践表明,毛泽东制定的各个时期的外交战略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总的来说是顺应国际形势及世界格局变化的,也符合国内政策的需要。

毛泽东要放弃延安?为何要放弃延安?这是当时延安的许多军民都想不通的,从感情上不能接受。当时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就想不通。他回想说:“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王家坪去见毛主席。”“我忧心忡忡地问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当怎样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主席点燃了一支烟,转过来微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当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成功了。但实际上只要他1占据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致全球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1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球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摧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这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甚么,怎样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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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老乡更是想不通,毛泽东用更加通俗的语言耐心做他们的工作。“比如有一个人,背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尽是金银财宝,碰见了个拦路打劫的强盗,要抢他的财宝。这个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不会打赢,要是被匪徒打死,金银财宝也就丢了。反过来,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和匪徒对拼,不但能把匪徒打退,还可能把匪徒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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